(Traducción: Isabel Gacho Carmona) 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全球的力量平衡。这也是对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立的国际秩序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挑战。中国是“联合国宪章”和民族国家绝对主权原则的伟大捍卫者。但与此同时，它将自己定义为一种特殊的文明，可以为自由民主提供另一种模式。
新的威权主义具有更多的文化支柱而非意识形态的支柱。资本主义在中国（或俄罗斯）也占上风，尽管在国家的直接监督下：经济干预主义是其“主权”和反对西方多元主义的斗争的核心要素。文化差异也是拒绝人权普遍性，法治或新闻自由的理由。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25年前曾谈到文明的冲突。但是，对于中国或俄罗斯（也是土耳其或Daesh）如何利用文明在国际体系中表达自己的身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些专家确实关注，例如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克里斯托弗科克在他最近的书“文明国家的崛起”（Polity Press，2019）。
习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辩护，结合了列宁主义国家与新儒家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典范。北京的民族主义话语追求促进其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并谴责自由的普遍主义。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阐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存，包括那些处于世界权力中心并且不接受西方从属地位的文明。
在这里，中国似乎也采取了主动。上周，习主席揭露了将一个种族和文明视为优于其他种族和文明的严重错误。正在尝试从外部重新将其作为自己的灾难。 “不同的文明注定不会面对面，”习说。 “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全球挑战需要共同努力”，其中文化将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但是，几天前，华盛顿宣布，美国第一次面临“非高加索的竞争对手”. 目前的商业紧张局势发生在与“真正不同文明的战斗”进行斗争的背景下。争议来自于自由秩序的压力不仅来自中国或俄罗斯，而且来自内部，受到身份民粹主义和美国政府的推动。 当西方在自己的怀抱中受到侵蚀时，证明外部势力不会有助于恢复创造现代世界的原则的力量。 他甚至可能失去定义将塑造未来几十年历史的辩论的能力。
